《上帝话语的教义》——第三章 对启示的现代观点
Thursday, June 21st, 2012《上帝话语的教义》
原著：约翰 M. 傅瑞姆（2010）； 翻译：孙为鲲（2012）
第二部分：现代神学中神的话语
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会依循我三重视角的模式展开。在第二部分，我会讨论主流的自由主义神学对启示和圣经的观点。这将成为我们的“处境视角”，即我们教导神话语权威性的神学处境。第三部分将要诠释的是圣经本身如何定义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规范视角”。第四部分将讨论神的话语通过怎样的方式从他口中进入我们心中，这构成了“存在视角”。
第三章 对启示的现代观点
每当思想上帝与他受造物的沟通时，按照圣经的方式，我更喜欢使用“上帝的话”一词。然而，从1650年左右到现在为止，主流的现代神学对此最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启示”，我想在这里最好将现代神学中那些不同于圣经所强调的概念提出来。
我所谈及的“现代”神学和“自由”神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词，在于这些神学都不接受圣经绝对的权威性。当然，这些词语还是有细微差别的，然而，在现在这种总结性的论述中我不会展开讨论。我会把一些人描述成是自由神学家，比如卡尔·巴特，这是有些人不喜欢的。的确，通常我们描述别人时最好是用他们描述自己的方式，但这并不该是绝对的事。
对启示的观点，现代神学与正统神学（后者在我看来是合乎圣经的）的分野在于对人类理性在知识领域[1]自主性 的肯定与否。 理性自主性的观点认为人类完全可以不必降服于上帝的启示而获得对上帝所造世界的认知。在思想史上，理性自主性最早出现在创世记第三章中对堕落的记载中，亚当和夏娃定意不顺服上帝亲自向他们所说的话。在他们的决定中，他们认定自己有自主思想的权利，即使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与上帝自己对立的。
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自主的精神是人类一切罪性抉择的基础，认识到其中的非理性成份在某种意义上非常重要。保罗在罗马书一章18至32节中告诉我们，人类可以借着上帝所造的万物清楚地认识上帝，但他们却抵挡这样的真理，用谎言取而代之。谁都不会认为这种与宇宙主宰对立的选择是明智的。这种愚昧反映了圣经中非理性的范式，即撒旦自身的愚昧，他对上帝有着清楚的认识，但却一心要取代上帝成为宇宙的主宰。
人类也效法魔鬼的作为，极力地否定上帝终极的掌管、权柄和同在，妄想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要么否认宇宙中有上帝这样的主宰，要么将上帝的主权归予某些受造物。当人类否认上帝是主时，那么他就是在高举非理性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宇宙没有终极意义；当人类将上帝的主权归予某些有限的受造物（比如偶像）时，那他就是在高举理性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与上帝有关的知识通过受造物就可以获得。
毋庸置疑，撒旦和他的追随者都在以非理性的方式来高举理性主义，他们毫无根据地将自己的思想作为真理的终极标准来坚守。同样，他们也在用理性主义的方式来高举非理性主义，将自己的思想作为终极权威来假设。因此，在不信的思想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恰如一枚银币的两面，然而这两者却是彼此矛盾的。这种矛盾实际上就是来自不信思想里的非理性。非理性渗透进入了人类知识所有的领域。从此我们可以看到理性自主的假定破坏了所有的知识。
罗马书第一章明确地告诉我们，撒旦和他的追随者对上帝有着明明的认识，可他们却阻挡这知识。他们对上帝有明确的知识不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自主，自主的理性永远不能让我们认识上帝。如果他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自主性，他们将一无所知。
在人所有的罪中我们都会看到这种思想自主精神的影响，正如在创世记三章中，罪以自主性的方式出现，它假定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并没有向我们亲自说话。个人、家庭和民族所犯的罪就是如此，偷窃、奸淫、凶杀、谎言等各式各样的罪行中也是一样，人在思想上犯的罪也是同理，即在明明的知识中否定真理。很难想象有人会把思想的罪排除在犯罪之外。人的思想也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它与我们的意志、情感、肢体一样，都是趋向罪的。在人类的思想史中不难发现这种自主性的影响。
虽然不信之人在其最明智的时候也曾看到他们的假神并没有终极的掌管、权柄或同在，然而在宗教史中人类还是一直在制造着偶像和假神，并赋予他们某种终极性。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西方思想中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思想是由小亚细亚的希腊哲学家提出的。这些哲学家，如泰勒史、阿那克西米尼和阿那克西曼徳，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其之前的宗教教师、学者的思想显著不同而名声大噪。哲学家（philosopher）这个名称的本意是很好的，即爱智慧，在此意义上，基督徒也应该投身在哲学中。然而，希腊哲学家被冠以此名，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普遍意义上对智慧的爱慕，而是因为他们思想的某些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他们对知识自主性的认定。这些哲学家拒绝宗教和传统的权威，转而坚持独一终极的人类理性权威。
希腊哲学陷入到一种我总结为自主思想的矛盾中，即一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混合物。当他们强调人类理性的终极权威时，他们是理性主义者；当他们否认这个世界存在任何源头足以建立秩序时，他们就成为非理性主义者。他们的学说，即使在后期被诸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发展到多么精深的高度，都无法将一个理性的秩序建立在本质是非理性的世界之上，或者如他们所说的，按照形式来对内容进行分类。
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早先几个世纪，基督教的思想家也对希腊哲学加以利用，他们在忠于圣经世界观的立场上，对希腊哲学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造。然而这种改造并非全盘地消除希腊哲学的概念。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在他的《神学大全》中开始区分这两个学科，他认为哲学是在单纯地处理“自然理性”，而神学诉诸的对象是“上帝启示”。在阿奎那的思想中，这两个领域有着某种重叠，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常常会让人对启示在自然理性领域发挥的作用产生不解，他的著作至少认为人在知识上的自主是可能的，并且在思想的某些领域也存在合法性。
公元十七世纪出现了一种与哲学界在大约公元前600年相类似的改变。诸如阿奎那这样的中世纪“经院派”思想家致力于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他们也创立了自己的基督教哲学传统，为后世的哲学家所采纳。然而，正如泰勒史离弃了希腊神职人员的思想一样，勒内·笛卡尔（1596-1650）和其他的思想家也离弃了经院主义的哲学传统。
笛卡尔执着于怀疑任何他认为不是 “清楚且明确真理”的事物，并希望以此方式来达到绝对的确定性。对他而言，基于以上原则，所有教会的教导和哲学的传统都应被视为怀疑的对象。在他看来 “唯一清楚且明确的真理”就是他处在思考的状态中，他著名的格言“我思故我在”即出自与此。笛卡尔认为以理性作为一切真理的基础，用逻辑推论的方式就可以建立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而上帝就存在于此真理体系当中。笛卡尔从没有公开承认自己信仰基督，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是建立在人类自主性的基础上的，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与圣经极其不符。
直到当代，除了极特殊的时期，理性自主性一直是哲学发展所依循的原则。毋庸置疑，这一原则也深深地进入到了神学当中。
与笛卡尔同时代的一位年轻人巴鲁克·斯宾诺莎（后改名为：贝内迪特•斯宾诺莎），他试图对笛卡尔的思想进行更为一致性地发展。在他所著的《伦理学》（1674）一书中他以几何学的体系来发展自己的哲学。然而，斯宾诺莎在更多的神学命题上采用了理性自主性的原则。 1670年，斯宾诺莎出版了他的《神学政治论》，讨论了自然和圣经诠释及其内涵与政治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攻击迷信的方式来为社会思想自由作辩护。他强调说，如果对圣经加以正确的诠释，将让理性获得完全的自由，圣经对理性知识的强调一点也不亚于对启示的重视。圣经的预言如果离开了对唯独理性的调用，就无法让我们对现象界有任何认识；一切的神迹因与理性规律相冲突，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对圣经的基础是摩西五经中律法的权威以及其他传统的观念，斯宾诺莎均予以否定。本质上，斯宾诺莎认为圣经与其他古籍一样，都应该被置于人类理性之下。如果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只是因为上帝为所有人类理性的推论背书。因此，斯宾诺莎认为理性自 主的观念是不可置疑的。
斯宾诺莎对圣经的径路（与十七世纪其他的哲学家，如托马斯·霍布斯及理查德·西门类似）很快就成为神学研究的主流观点，十七世纪英格兰剑桥柏拉图学派的卡德沃思和维奇科特与诸如舍伯里和丁道尔的自然神论学者肯定了理性的首要性，这些人都是十八世纪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先驱，这场运动众所周知代表人物是伏尔泰、狄德罗和莱辛。十八到二十世纪德国人主导了圣经评鉴学，H. S. 罗曼内斯、D. F. 施特劳斯、F. C. 鲍尔、朱利叶斯·威尔豪斯、约翰内斯·白斯、艾伯特·施韦策以及鲁道夫·布尔特曼都从各自的方面发展了自由神学的传统 。今天美国的“耶稣研讨会”（Jesus Seminar）（由约翰·多米尼克·克罗桑、罗伯特·芬克、马库斯·伯格等人组成）定期会宣布一些关于新约哪些部分是可以相信的声明。
对于圣经历史性和教义性的价值，自由神学家中有人持积极态度，也有人持消极态度。然而，我敢保证自由神学在传承的过程中没有人曾对其核心问题作过严肃的讨论，即对于认识论中自主理性的可接受程度的讨论。保守的学者与教牧人员均秉承这一原则，至少他们都拒绝接受理性自主性。然而在自由神学的运动发展中，对自主理性之外的选择几乎没有投入任何考量。理性自主性被视为一种预设而被接受，其首要性对于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而言是不容置疑的。不认同这一点的人将会受到学术界的排斥，被认为不适合去开展严肃性的研究。
然而，仍然有很多人站出来，像教会在斯宾诺莎之前一直所做的那样，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支持圣经权威学者的名字：E. W. 亨斯登伯、J. F. K. 凯尔、弗朗茨·代利奇、西奥多·萨恩、B. B. 华菲德、罗伯特·D. 威尔逊、魏司坚、格雷欣·梅琴、乔治·E. 赖特、F. F. 布鲁斯、爱德华·J. 扬、梅瑞迪斯·G. 克兰、内德·斯通豪斯、唐纳德·卡森、理查德·包衡、克雷格·布隆伯格。无疑，这些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当然接受这一点需要我们采用一种对学者的定义不必太偏颇的方式，不要陷入那种自由神学圈子中的惯用作法。
不幸的是，知名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也被支持理性自主性的原则所主导，这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关于人类脱离上帝启示的权威去使用理性正确与否的议题从来没有展开过学术辩论，很少有人去讨论大学是否可以改变它们长久以来对上帝启示认同的传统。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局面是，很多知名人物在没有遇到任何拦阻的情况下，开始去讲授新的观点。他们以自主性为前提，并要求自己的继承者也要同自己一样。校园政治无疑对这种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那些保守主义者无形当中受到了排挤。
因为教牧人员都要接受大学的教育，很快自由神学的观点在教会中传播开来，到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绝大多数主流的宗派都不得不忍受它所带来的影响。在192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1274名教牧人员签署了一份被称为奥本宣言 的文件，这份文件反对用圣经的无误性、基督为童女所生、代赎性的救赎、基督的复活和神迹的信条来检验宗派教义的正统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老会部分教牧人员因为坚持让宣教人员承认以上信条而遭到宗派的劝惩。自由神学对理性自主的高举已经让这些信条成为选择性接受的对象。许多教会的领袖认为从字面上接受这些信条的作法是错误的。那些反对这种发展趋势的人（与自由派所宣称的“宽容”不一致的人）在教会的治理层无法得到尊重和权柄。
这种改变令人震惊。对于教会来说，将理性自主作为神学原理来采纳至少应该与公元381年尼西亚会议确定上帝的三位一体，以及公元451年确定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同等重要。然而，没有经过任何大会、任何公开的辩论，从1650年到现在许多教会都以理性自主的原则取代了上帝亲自所说话语的权威性。教会的方方面面都因为新教义的出现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认同理性自主后，人们就没有理由再去相信圣经关于三位一体上帝，和基督神人二性之类的超自然教导。童女怀孕、神迹、救赎、复活、耶稣的荣耀再来因此变得无理可循。 一些学者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对传统的教义，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以象征寓言的模式来重新诠释这些信条。在这些作法背后，都是在强调传统的信条必须要符合人类自主理性的标准。
正统教义的真实性，唯独建立在上帝亲自见证的基础上，自主理性不具备任何验证它们的权威，毋庸置疑，如果人类理性是自主的，圣经所启示那位上帝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作为造物主的本质排除了一切受造物自主的可能性。并且，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通过自主理性得以验证，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主理性必然导致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辩证对立，其结果就是知识的毁灭。很难想像教会竟为了这种思想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特权——上帝位格性的话语。
[1]我对自主性的主要观点很大程度是受哥尼流·范·泰尔的影响，在赫曼·杜伊维尔德的长文中，他也从深入的角度反对这种“假冒自主性的理论性思考”。参见杜伊维尔德的A New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Thought《对理论性思考新的批判》 (Lewiston, NY: Edward Mellen Press, 1997).在这方面我更赞同杜伊维尔德的观点，而与范·泰尔有一些分歧。虽然如此，我仍认为对于这两位在哲学界和神学界极有影响力的人来说，我们投入的关注应当更深。